恢复工作“集结号”等候32年

颍上县38名农场职工诉诸公堂讨说法

1983年9月，颍上县罗洋农场鉴于当时的生产形势，以场里暂时没活干为由，通知已转正工作十多年的徐国华等38名职工“暂回老家”，等通知再返回农场。徐国华等人回家后，场里再也没有通知他们返回。直到2000年，他们发现与自己同批进场曾被判刑的刘某某，却被通知回到农场恢复工作，并安然退休，享受相关待遇。这批年过花甲的职工们由此走上维权路，要求有关部门给个说法。

1971年，颍上县罗洋农场经县委、县政府研究同意后，县生产指挥组下达文件批准，由县农业局面向全县选拔录取了徐国华等年富力强的40名职工。一年后，该批职工经考核合格后转正。

时任该农场负责人的吴广场书面材料证实，1972年，这批工人连同户口等手续正式转入农场，享受正式职工待遇。吴广场被调出该场后，又历经唐新山、马国栋等两任农场负责人，截至1983年农场转型通知该批职工暂时回家时，他们在罗洋农场已工作12年。

据徐国华反映，他们一直在等候场里恢复工作的通知。直到2005年，他们无意间获悉当年一起进场的职工刘某某已被通知回场恢复工作，这下子他们懵了。刘某某曾于1982年被举报利用在场里负责供销工作的职务之便投机倒把，被当时的阜阳地委专案组进驻调查，当年11月被批准逮捕，后被判刑送往监狱执行劳动改造。作为服刑期满后的有前科人员都可以恢复公职，那么和他一起招工进场的工友们为什么被排除在外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徐国华等人多次向罗洋农场和县农业局等部门反映。

2013年元月，县农业局以书面文件形式回复徐国华等人称：刘某某于1984年12月结案，结论为材料不扎实，证据不足，决定无罪释放。刘某某释放后，多次到县委、县政府反映，要求按相关政策给予平反，合理安排工作，给予生活出路。经县委研究，确认其为罗洋农场职工身份，享受相关待遇。而徐国华等人已于1983年被罗洋农场辞退，与单位不再存在劳动关系。与此同时，县农业局决定从2013年6月起，对徐国华等农场原职工每人每月补助260元作为“退休工资”，并从银行为他们一一办理了工资卡。针对其中的几位去世职工，对其继承人每月发放150元。2014年，县农业局拟对其退休工资每人每月增加72元。

但是，徐国华等职工认为，补助退休工资体现了主管部门对他们的关心；但是，罗洋农场对这批正式职工的辞退应该出具相关文件，同时要求说明发放这份退休工资补助的依据。

2014年6月，徐国华等38人（40人中，除刘某某外，另有一人调入其他单位工作）向颍上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后该委作出不予受理决定。2015年1月，徐国华等原告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将县罗洋良种繁殖场（前身为罗洋农场）和县农业局列为被告，请求恢复工作，退休者按同等待遇办理退休手续；依照刘某某恢复工作标准补发2005年之后的十年工资等。

38名原告中，年龄最大的已经75岁，最小的也已年近六旬。其中已有6人在起诉前去世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又有2人先后去世。2015年3月10日，颍上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。

被告县罗洋良种繁殖场辩称，与原告徐国华等人的劳动关系在1983年已经解除，现早已超过诉讼时效；县农业局称自己是国家行政机关，不是适格的被告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该案争议的焦点是原、被告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已于1983年终止，如未终止是否超过诉讼时效。原告称1983年被告罗洋农场只是让他们回家待岗，虽然不再发放工资，但并没有给予辞退，他们与两被告之间仍存在劳动关系，因此并没有超过仲裁时效。法院认为，原告认为其主张的劳动关系仍然续存，其主张的期限应在《劳动法》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六十日内向劳动仲裁委提出申请仲裁。现已超过仲裁时效。遂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。

徐国华等职工认为，诉讼时效依法应当从接到辞退手续之日起开始计算，但时至今日38名职工未收到任何辞退通知。他们反映，农场辞退没有手续，而刘某某却因祸得福；自己与刘某某不同的是，回到老家后，当地均以其为农场职工身份为由不给承包土地，成了无业游民，其间生活和精神苦不堪言。原告徐国华等人不服一审判决，已依法提起上诉。（本报记者  聂学剑）